其实这种对西方科学的求知欲，几乎是所有大明文人的“通病”，他们和清末那些排斥、畏惧西方科学的文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其实，这恰恰就是明朝文人身上的特点。
从正德朝后，经济的高度繁荣，使得大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风俗……全都开始全面转变。
而社会经济的繁荣，也让读书人想要冲破八股禁锢。
按钱谦益等人的记载，甚至从正德朝开始，读书人竟把通晓五经视为迂腐。而到了万历朝，读书人居然甚至不好意思说自己喜欢读书。无非就是觉得八股无用，在思想上另谋出路，开始广泛追求知识的实用价值。
这场思想运动，其实就是大明的“文化启蒙”，像王阳明、李贽等人，都是其中的关键人物。
而明朝宽松的社会环境，也是允许离经判道的思想言论的存在，当然要有个度。
不过，越是离经判道的思想，越容易受到儒生追捧，其中还不乏名士，从王阳明的“心学”到晚明的“实学”的流行，归根结底，还是因为人们想冲破旧思想的牢笼。
只不过，他们中的不少人都跑偏了。
无数儒生因为看不起八股，经也不读了，书也不看了。只背几本应付科举的参考资料，说自己是经世致用之才，不屑与迂腐书生为伍，连司马迁是哪个朝代的都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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