斐潜恭敬的给蔡邕倒了一杯热茶，然后双手奉上，说道：“师傅，今文、古文何异有之？”
蔡邕看了斐潜一眼，然后端起茶碗，啜饮了几口之后，将茶碗放下，才缓缓的说道：“今文纬妄。”
斐潜知道，其实在今文和古文经学上有很多的区别，但是除了方才对于孔子和周公的崇尚之外，更重要的其实还是针对于经书的理解。
孔子和周公所谓的立像什么的，其实也仅仅是外在的一种表现，蔡邕作为一个古文经的学者，也未必一定是早晚三炷香的拜周文王，而是因为今文经将孔子推到了圣位，因此古文经的人将周文王拉出来与其抗衡罢了，因此像后世那样稍微对着孔子或是周公像略有不敬便要如何如何的，汉代当下还是没有。
蔡邕说的，便是今文经和古文经的最大的根本区别。
其实这个所谓“纬书”，也是跟孔子神圣化相辅相成的，因为孔子为圣人，所以他说的话肯定不是普通的话语，自然在其中另有玄机。孔子为了后人能够不走弯路，便暗藏有一批解释经书的“纬书”，来让后来者能够明了“孔子的微言”。“微言”就是隐语，含有重大意义却不易察觉的话。
在汉代，最早出现的并不是古文学派，而是今文学派，因为秦朝的原因，所以当时很多书籍都流失了，汉武帝当时采用董仲舒的建议，建立了长安太学，设置了五经博士，专授儒家经典。那时经书只有后来才称“今文”的那一种版本，还没有受到古文经书的挑战。董仲舒曾三次应对武帝的策问，用阴阳五行、天人合一的思想对儒学进行发挥，把儒学改造成具有浓厚神秘色彩的神学理论体系，其中糅合了道家、法家、阴阳家等的成分，成就他的一家之言。
但是后来因为汉成帝时，刘向奉命将各地收集到的旧书加以整理校订，其子刘歆在协助父亲校勘时，发现一部用古文抄录的《春秋左氏传》，觉得左丘明对《春秋》的解释较为公平、正确，想必是左氏见过孔子，所以得其真谛。
刘向死后，汉哀帝命刘歆接替父职，刘歆就建议朝廷把《春秋左氏传》，连同同为古文经的《逸礼》《毛诗》《古文尚书》等列于学官。
而治《春秋》出身的董仲舒所依据的文本是《春秋公羊传》，所以很多人认为是左传是邪门歪道，尤其是在朝堂之上的官员，更是口诛笔伐，这个事件也就是今文经和古文经的第一次交锋。
内容未完，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