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地主的附庸，佃农是没有户口的，自然也就不存在单独向国家缴纳赋税的渠道，同样所谓的“三十税一”，也并不是指地主向国家交土地产量的三十分之一的税赋，而应该理解为，土地产量为十份，然后三七开，佃农得七份，向地主交三份为田租，地主再向国家上交一份税赋。
即地租率为百分之三十，税率仍为十分之一。“十五税一”、“三十税一”并不是税率为“十五分之一”、“三十分之一”的意义。或者严格来说，应该记成是“十、五、税一”和“三、十、税一”。
那么一般的，拥有土地的自耕农，也就是自有土地者，向国家缴纳的赋税也就是十份之一。这在《汉书·食货志》写得很清楚，“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岁收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税十五石，余百三十五石。”
由此可见，实际上自耕农的负担一直都没有什么变，有些变化的，只有依附于大地主的佃农的田租，这些人承担了最沉重的负担，就像是后世自有房屋的往往只需要交水电费卫生费物业费等等，或许还不到工资的十分之一，而租房的么……
汉代最开始，大地主和自耕农的税率都是一样的，但是明显大地主收获的更多，年复一年积累的财富数目差距也在不断的变大，自耕农承担的风险明显要高于地主阶级，一旦天灾**，地主阶级只会凭借着手中的余额，更大更多的摄取自耕农不得不出售的土地资产，从而再度扩张。
因此汉代皇帝觉得这样不行，所以改革了税制，在高祖时期，“上於是约法省禁，轻田租，什五而税一”，然后“孝景二年，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税一也”，一来可以减轻佃农的负担，缓解最基础的这些民众的痛苦，二来也可以抑制这些大地主积累财富的速度，但是很显然，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并没有什么卵用……
所谓利用税率调控，就是一个温和安慰剂，除非下狠心征收土地持有税，否则困顿的永远都是基层的人。
因此斐潜一开始就没有将注意力放在税制改革上，而是一刀砍在了本身根源之上，建立了爵田为基础的等级税收制度，逼迫着大地主想要保持更多的利益，就必须要做出比普通百姓更多的贡献，获取更多的功勋，否则就会在一代又一代的传承过程当中衰败下去，成为普通的百姓。
这或许才是另外一个层面上的公平。
关于这一点，其实关中，包括汉中的很多士族也很不爽，但是一方面确实现在也无法和斐潜抗衡，另外一方面这些士族子弟，也其实在等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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