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一处处热闹的街道之间，泛舟水路上的楼船，行走于各个重要街区间的公共马车，带起着光芒的流动，犹如城市间重要的血管，血液川流不息。道路上的部分行人提着灯笼，在古老的树木间一面交谈一面雍容前行，也有行色匆匆的商贾，或是初到贵境的旅人……或衣衫褴褛、形单影只，或三五成群、呼朋唤友，望着城市中夜色的繁华，或是街道上的古怪景象，震惊不已。
文化的冲突正在这里激烈的发生。
而作为这文化冲突的两极，其中的一端自然是城市里以儒生为代表的群体。这既是旧文化也是实质上的主流文化孕育出来的精英，他们的基本特征通常是穿着雍容的长衫，对于年高德劭、之乎者也，思维已极难变化的社会上通常称其为老儒；
与老儒对应的则是相对年轻的“新儒”，许多的年轻人常常是大儒们的弟子，他们读圣贤书，也期待着某一天货与帝王家、为万世开太平，但在与华夏军的论辩之中，他们也渐渐的接受了一部分效率思维、格物思维的影响，就外在特征而言，“新儒”们在穿着长衫之时常常也会穿华夏军制式的靴子或是鞋子，他们中的一些人也会随身携带相对方便的石墨硬笔、携带笔记本方便随时书写，而与之配套的是在长衫之中缝制更为方便的口袋；
与儒家对应的思维，自然便是华夏军一直提倡的格物、四民以及没有多少人能够清晰掌握的辩证唯物思维。格物讲究效率与实证，人人平等淡化尊卑，辩证唯物论要求目的论与方法论配套，简而言之，即孔子的言论是他对于春秋时代如何到达大同社会的设想，有此一时彼一时的局限，任何看不到目的论，觉得至圣先师说的全是真理的人，觉得一个方法论放诸万事皆准的人，都是大傻逼……
文化观点的冲突当然复杂，而属于华夏军一方思维外在的呈现，则大多体现在那一身缝满口袋的短打装扮上。
在过去的文化当中，雍容的长衫是尊贵的象征，而短打的装扮大多属于低贱的体力劳动者。这一方面因为文化人可以慢下来，可以好看，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织造业的发展决定了软趴趴的布料往往只有做成长衫才比较好看。
宁毅造反之后，首先是在军装上提出了大量的新要求，而苏家的织造业底蕴迎合了这些要求的需要，在经过了十余年的革新与改良后，如今华夏军的军服笔挺而帅气。这种发展逐渐进入民用服装行业，便又催生出大量干净利落并且方便工作、不至于被机械钩挂的“短”装扮来，又成了文化对抗的一种象征。
如今在成都城内，拥护宁毅这边四民思维、效率思维的年轻人们，主轴上来自于参与过华夏军培训班的一系列军官，他们或者是军队中的成员，或者是政府的公务人员，对于服装的象征倒不见得执着。但在这些之外的社会层面，大量识文断字、会书写算术的工人以及管理人员开始迅速成为了华夏军这边思维对抗的主力军。
这些人当中，有部分过去是落魄的寒士，更多的是家境贫困的普通人，又有少量地位低下的商贾、账房。在华夏军跃出凉山之后的数年里，办各种培训班，吸收社会底层人士进工厂，令得这些人能够简单的识文断字、学习算术，这个过程里，许多聪明人在工作或者学习当中被发掘出来，随后又有了主动学习的过程，开始理解这个世界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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