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以后，王道士肩上挎着一个粗布褡裢，里面放着他选出来的几卷“大画”和经书，王道士风尘仆仆地赶到县城。
虽然县衙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但他终于把那些珍贵的文物送进去了，他要求政府赶快接管这些“古物”，要求朝廷尽快把它们运走，放进国库。
王道士够辛苦的，一路风尘又走回来。
估计把这个又瘦、又小、又干巴的出家人累得够呛。
日子过得就像党河的水，没有波澜没有喧哗。每天早晨王道士都早早地去巡视那一洞窟的宝贝，越看他越觉得放在他这里不安全，他有责任提醒朝廷。
他直接面对的朝廷就是县衙门，他不只一次地带着尽量多尽量好的“古物”去送给县令，恳请县令往上送，以期引起朝廷的重视。
每一次都跑得筋疲力尽，每一次都跑得灰头土脸。整整七年，从一九○○年到一九○七年，王道士终于感到无奈了，厌倦了，伤心了。
他已记不清楚跑了多少趟衙门，送了多少件“古物”，说了多少乞求重视的话，遭了多少白眼，撞了多少钉子。
王道士又给府里、省里上书报告，能想到的办法他都使了，力尽矣，七年间没有任何一级官吏有任何回答，没有引起任何一级官吏任何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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