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见完了杨载，允熥让钦天监选定了黄道吉日，送杨载带着出使的团队出使满者伯夷国去了，路上找了一个千户的水师护送。
送一个小小的使臣出行允熥就不会出面了，虽然大家都知道这个使臣干的事情还比较重要，但是也不值得允熥亲自出面送行。
允熥在杨载走了几日之后不久，就发布了《举贤令》，送到了全国每一个县城。
《举贤令》的内容是：朕初登大宝，不胜惶恐，然知人才为治国第一要务，昔伊挚、傅说出于贱人;管仲，桓公贼也，皆用之以兴。遂下此举贤令昭告天下文武百官，知民间有能治国用兵之人，举之朝廷，勿有所遗。
允熥下得这个举贤令自然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其中引用的一句话让在京的文官十分不安，就是‘昔伊挚、傅说出于贱人;管仲，桓公贼也，皆用之以兴’这句话。
倒不是这句话多不好，其实这句话很好，只是这句话出自曹操的《唯才是举令》。
曹操之所以一直不太得文人们的喜欢，除了他的儿子曹丕篡汉，还有某些朝代的贬抑以外，还有就是曹操的思想与文人不同，尤其是儒家不同。
儒家是主张德在才之上的，认为无德有才之人造成的危害比无德无才的人还要大，也反对无德之人为官。而曹操则是唯才是举，自然不得文人们的喜欢。
从某种意义上讲，儒家的道理没有错，比如一个软骨头的人当了边关的镇守将军，敌军打过来马上就投降了，然后国家完蛋了。
但是问题是分辨一个人是不是有德是很难的，不遇到类似的事情是很难判断一个人到底会怎样的。不要说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的人了，就是平时很有清名，对父母孝顺的人也未必不会在某些特定的时候突然变得无德，或者说暴露本性。
所以儒家的话有道理，但是不具备可执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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