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可不行，钱还是要给的。这不光是你一个人的事情，22亿虽然有些多，但总多不过国家的面子。个人百姓家欠了债，还知道砸锅卖铁还钱呢。国家如果欠了钱，更不可能赖账的！”
是的，或许大领导们真不想赖账。但到时候年底做预算，这里要钱、那里要钱，估计胡文海这笔钱的优先级肯定就要排到不知道多后面去了。
等到大领导们记起来问上一句，下面人回一句“国库里没这笔多余的钱”，多半上面也就偃旗息鼓了吧。
说到底，欠钱的人怕的是不还钱坏了名声。可放到国内，胡文海也得有这个话语权喉舌去发声，才有让人“怕”的资本吧。远了不说，八十年代几次清理挂靠私营企业的时候，可是吓的不少人将自己的企业“捐”给了政府。几多不甘心的“挂靠”企业老板，不得不“卷款”潜逃。
1988年，曾经盛极一时的万宝厂长邓韶深，万宝电器挂靠在妖都二轻系统下，市府看他工厂办的好，于是一股脑塞给他24家亏损企业。然后规划经营决策和主管部门发生冲突，最后迫不得已不仅万宝电器没有保住，他本人也不得不“出逃”加拿大。
然后好好的万宝电器，就此再无声息。
万宝的悲剧只是开始，转过一年之后，1989年才是私营经济的倒春寒。在清理私人经济的大潮下，王廷江、蒋锡培、李书福，多少后世的名人干脆将已经起步的事业“捐”给了政府。王廷江因此受到表彰，成了全国知名人物，续而号召起了一个名为“向王廷江同志学习”的活动。
学习什么，自是不言而喻。可以说，八十年代的整个社会气候，是绝不适合私人经济发展的。不过就是这样严苛的恶劣条件下，中国私人经济却也还是成长起来了。
胡文海和他们的区别，不过是钱更多而已。但要说这是政府没节操，明着抢钱吗？却也不对，这是八十年代，是一个公有制占有绝对主体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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