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特杜邦哼哼了半天，嘴里终究是蹦不出那个“No”来。
当他艰难的点下了头，胡文海这才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说实话，五千名访问学者、五万个本科和研究生的留学生，这实在是开了一个。在1987年之前，中国整个留学规模，或许还不及这个数字的一半。
至少就胡文海知道的，1986年访问学者的数量，大概应该是2800名左右。要求杜邦独自承担5000名访问学者的安排工作，杜邦公司除了内部消化，必然还要向其他社会机构分派。
除了关联企业的某些研究机构，想安排访问学者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如果是自己带项目、带资金的访问学者，研究机构当然会举双手欢迎。
然而看胡文海的意思，显然这些访问学者不仅没有项目、没有资金，相反还是那种要“包教包会，本期不会下期免费”的“委培生”。
为了安排这五千人，杜邦公司说不定要特别成立一个专门的机构部门，支持支助若干委员会、基金会和NGO之类的组织，利用其社会社会关系在美国制造舆论和利益链，进而影响到那些公立或者相关研究部门的人员决策，通过多种不同的利益交换才能拿到这么一些访问学者的安排名额。
要说投入的资本，或许并不是很多，至少比那笔五十亿美元的专利收购费要便宜太多了。但麻烦在于这确实是一个大工程，涉及到的具体工作将会非常繁琐。
更不用说还有那五万名留学生的名额，如何说服美国大学给中国学生留出五万个名额，这个问题甚至要牵涉到教育部和国会教育委员会、外交委员会的工作，期间会牵扯到多少利益交换，更是一想就要让人头皮发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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