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等到游街完毕，吏部再对这些新科进士进行了一番考察，确定了他们除了有高超的知识水平，还有利落的实践能力后，便为他们安排了各项工作。
大部分人响应皇帝号召去了地方做实事，剩下的一些则是沉迷于各种学问理论，选择进入了翰林院。
在乾圣天子提出“摒弃清谈，重视实践”，连日常抄录圣旨，传达大臣执行的权利都被转移到秘书处后，翰林院也慢慢回归了它原本的职能，成了国家编修书籍史册的文华贵重之地。
当然了，在以前的基础上，以及皇帝仍然重视国家各项书籍的管理和编修，翰林院的地位也没有一落千丈，在心思比较单纯的读书人看来，还是有一层巨大光环在的。
而之后的事情也如朱见济所想的那样，关于要不要修改户籍制度，把关于人身禁锢，限制百姓世代就业方向的那些条款废除，也在民间掀起了讨论。
讨论的主要阵地，自然是在各种报纸之上。
继《文政杂谈》之后，朱见济又授意开设了其他报纸，还对地方官府和民间慢慢开放了办报权利，允许他们讨论国家大事、鸡毛蒜皮。
在搞了十几年“文艺复兴”后，大明朝的舆论场所也干净了许多，起码读书懂道理的人多了，还有地方交通便利，消息传递的速度提高，自然刷掉了某些仗着信息差而睁眼说瞎话的“大师”。
大明朝的文华风气也越来越主动奋进，反感保守的旧派作风。
加上此时的大明朝本来就是世界军政文华中心，在各方面都能碾压四方，也没有境外势力敢来大明朝搞风搞雨，用舆论来扰乱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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