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教授最初打算做这个课题的时候，就发现要做这个项目，即使是集合肿瘤研究所所有的力量都是无法完成的，甚至是集合研究院的力量也只能说是勉强。
孙教授这才意识到中医循证医学实验的困难有多大。
在后世，各种循证医学中心如雨后春笋一样建立，从而导致研究力量分散。各个循证医学中心力量也是参差不齐，在临床研究和方法学研究方面力量还很薄弱。另外，因缺乏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各机构分工和职能不清，没有形成协同创新的合力，不利于高质量证据的产出和转化应用。
这也造成了中医循证医学热度一直居高不下，却很难做出成果来，有成果也是中医药的循证，而非对某种疾病的循证，只能说中医循证验证要求的医生数量太大了。
西医在现代监测仪器的辅助下，一个小规模的课题组，就可以同时管理上千名、上万名的实验者。
而中医的课题组的规模，则是和实验者的人数成正比的，实验者人数越多，课题组的规模就越大，基本上要保持一比二十的比例。
这也是为什么中医循证医学进展如此缓慢，相对西医循证医学，中医循证医学课题参与人员数量要远远高于西医。
中医疾病的循证实验，根本就不是一个教授带几个学生能完成的，更不是一个专业能够完成的,需要动用院校级别的全部力量才能完成，但不可能有那个院校会为了一个项目动用学校的全部科研力量。
想搞中医循证必须要多院校联合集中力量办大事,但是说起来简单，办起来就难了。
孙教授坚持要做这个先行者，目的就是在这个中医循证刚刚兴起时候，利用研究院的影响力，通过首个中医循证课题整合一部分从事循证医学研究的力量，建立起一种合作模式，为中医循证医学发展打下一个基础，这也算自己退休前为中医的发展做最后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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