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袁老师侃侃而谈的叙述当中，周至似乎看到了延续数百年的一场硝烟弥漫的大商战，无数商人们奋力争夺的，就是华夏这个文明古国的文化市场里，最大的一块蛋糕。
“那袁老师我们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宋代的时候，最好的印书纸产在闽地，最好的雕版术一直在余杭，我们蜀地得了个两中。”周至听着故事做自己的分析：“但是综合起来，就成了余杭第一，蜀地第二，建阳第三。”
“随着时代的发展与变化，蜀地的竞争优势被打压了下去，闽地则成了专门造纸的供应商，而余杭成了用闽纸和自己的雕版工艺，成了印刷精品书的最后赢家？”
“也不能完全这样说。”袁老师笑道：“北宋以降，蜀地的文化事业一直比较兴盛，但是又相对封闭，因此印刷业也多是自给自足，书籍纸张和雕版的质量也是一直在提升的。”
“而且就算以宋代技术论，也不能就说余杭为第一，我蜀刻本只能算第二。”
袁老师对此论表示不服：“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宋朝规模最宏大，影响极深远的几部官刻巨著。包括五千多卷的《大藏经》、一千卷的《太平御览》、《册府元龟》，一千卷词章总集《文苑英华》和五百卷总集《太平广记》，我们蜀川就负责刻印了其中三部。我们蜀都，可是承办了我国出版史上首次规模宏大的官刻出版工作。”
“我们以《大藏经》为例，就能够说明当时的‘蜀版’是多么的辉煌。”
“北宋初开宝四年，即公元971年，太祖赵匡胤诏令四川雕刻《大藏经》，又称《开宝藏》，共5048卷。”
“最终历时十三年，至太平兴国八年即983年方才竣工，最后运往开封印刷，共计刻版十三万块。”
“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完整的佛经总集，此后历世所刊印《大藏经》，多为宋蜀刻本的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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