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四十六章 (1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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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百四十六章

        而左权牺牲后,当时曾经和左权多年的**非常难过,他对左权的夫人刘志兰说:“左权从黄埔毕业后要是不去苏联就好了”这委婉地表达出他认为左权是因到苏联才“沾了托派的包”,政治上的“紧箍咒”与左权的牺牲有关。轻易不动笔不动情的“三猛将军”当着刘志兰的面,一口气写下了“悼左权同志”的抒情长诗:

        “左权亲爱的同志,亲爱的战友,你你躺下了在你鲜红的血泊中躺下了,静静的无言的永别了。我惭愧,我们本来是在一起的,一起生活,一起工作,一起战斗。然而当着你战死沙场的时候,我却没有亲自在你旁边,看着你、救护你、抚着你,握着你脉搏跳动停止了的手,马革裹尸还葬你的遗体。当着噩耗传来的时候,我从谈笑中立刻转入了沉默,坠入了沉思:‘这是巨大的损失可惜一个忠勤笃实的**者啊’一九三二年年我们东征打下了樟洲,这是我们共事的开始。你不说空话,你忠心干实事。……在五次‘围剿’时你被调到同我们一起工作,这时恰是红军最艰苦时期的开始。……你所处理的事情是最繁的事情,白天行军作战,夜间又要计划周详,指挥有方,电话的铃声一夜不知多少次地催你醒来,过度的繁劳使你好说梦话,你说的句句都是战斗的安排。记得吧?亲爱的同志多少次的险恶的战斗,只差一点我们就要同归于尽,好多次我们的司令部投入混战的漩涡,我们曾各自拔出手枪向敌人连放,我们屡次从尘土中浓烟里滚了出来,我们是越打越起劲的……”

        这些句子,生动记述了左权、**这对青年将领并肩战斗的岁月。**以“凌霄”的笔名将其发表于一九四二年六月十九日的解放日报上。

        所以说左权当时的牺牲可以说相当的让人觉得相当可惜的事情,现在在黄埔的毕业生中,已经因为王明那个时候的政策让许继慎给牺牲了,所以张心一定要避免左权再次重蹈覆辙。

        如果说在左权牺牲的问题上面,当时的中央还不是直接的原因的话,而皖南事变最后的发生这就是可说要承担直接的责任了。

        新四军的前身是项英、陈毅领导的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作为大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项英理所当然地成为新成立的**中央东南分局和军委新四军军分会书记,同时兼任新四军唯一的副军长。在实行党委负责制的新四军军中,项英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和权威。而作为国共两党商定的新四军军长人选、非党军事干部叶挺四军里的地位则有些尴尬,无法参与党委的决策,他作出的决定没有大权独揽的项英的点头是无效的。这样,叶挺、项英二人的矛盾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

        叶挺、项英二人在新四军创建初期的合作还是很愉快的。他们在新四军的改编、组建、集整训等工作中,有过密切的配合。这一时期,他们的分工很明确,叶挺主要管外,跟国民党打交道,争取港澳和海外侨胞的支持,军内工作则侧重军事训练、作战指挥。项英主要管内,与党中央、东南分局的直接上级长江局打交道,军内主要抓干部配备、党的建设等。

        叶挺、项英的分歧,是从怎样执行党中央有关迅速挺进敌后,独立自主发展游击战争这个决策开始的。叶挺认为这一决策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非常正确,应该及早执行,但项英对此犹豫不决。令叶挺最难以接受的是,对这类与军事作战密切相关的问题,项英在与中央磋商的过程中,根本不征求他这个军事首长的意见,也不向他通报中央的有关指示,好像这是什么“党内机密”,对他这个“党外人士”和“统战对象”需要保密。叶挺的处境是困难的,正如陈毅在《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三年华中工作总结报告》中说的一句十分尖锐且贴切的话:“项英对叶挺军长不尊重,不信任,不让其独任军部的工作,一直到包办战场指挥,强不知以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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