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期自一九四二年八月起至一九四四年七月止，目标为：保国民学校应逐渐增加，或原有的保国民学校增加班级。入学儿童要达到学龄儿童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入学民众达到失学民众总数的百分之五十以上。第三期自一九四四年八月起至一九五零年七月止，目标为：保国民学校数继续增加，以期达到每保一校。入学儿童要达到学龄儿童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入学民众达到失学民众总数的百分之以上。从前四年的实施情况来看，计划的目标基本实现，遗憾的是，在第三期计划实施期间，陈立夫已离开了教育部。陈立夫一心想当个采矿工程师，夙愿未成终成一生遗憾。抚今忆昔，他常常将七年的教育作为自己平衡得失的弥补。在自述中他这样写道：‘我想我既无机会采煤矿，何不转而开开‘文化矿‘呢?‘这对国家民族来说，倒是‘从根救起‘的工作。因此，每每忆及七年教育的历史，他总觉得“百年树人的教育文化工作”，是一生中‘最有意义‘的作为。
而陈立夫在前世为了我们国家的统一做的贡献，也是非常的突出的。在前一世的一九七三年，陈立夫便满怀热情地在香港《中华月刊》上发表文章呼吁祖国统一。文中说：“中国统一的真正的实现，使世界知道，中国人是不可欺的。”并尖锐地指出：“没有一个帝国主义者愿中国统一，要统一只能靠中国人自己的觉悟。在双方分裂对峙中，靠帝国主义在后撑腰，这些撑腰是为中国吗？不，是为他们自己，这是很清楚的。中国人无论在大陆或在台湾以及海外各地，势必额手称颂化干戈为yu帛。”
为了推动祖国统一，陈立夫先生不断地探求沟通的途径。他认为国共两党曾有过两次合作成功的先例。第一次合作，促成北伐；第二次合作，赢得了抗战最后胜利。特别是第二次合作，国共两党能从民族利益出发，顾全大局，捐弃十年内战的深仇，重握合作之手，那么，时至海峡两岸如今隔绝几十年以后，为了祖国的统一，国共两党应能实行第三次合作。一九七五年节后，蒋介石秘密找来已经从美国回台湾担任“总统府资政”的国民党元老陈立夫，让他通过在香港的秘密渠道，向中共方面表示：可以请máo主席来台湾访问。陈立夫和谈心切，在没有得到回音的情况下，就在香港报纸上公开发表了一篇题为《假如我是máo主席》的文章。陈立夫在文中欢迎máo主席或者周恩来到台湾访问，与蒋介石重开谈判之路，以造福国家和人民。陈立夫特别呼吁máo主席能“以大事xiǎo”，不计前嫌，效仿北伐和抗日国共两度合作的先例，开创再次合作的新局面。时值大陆正处于“特殊时期”，动luàn年月，自然不可能有结果。
然而，尽管他发出的信息，如石沉大海，没有任何回应，但陈立夫并不悲观，仍在坚持探索祖国统一的途径。这时，一九七六年十月，恰逢中国大陆粉碎了“四人帮”，接着召开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全会公报中，陈立夫先生注意到第一次没有用“解放”台湾一词，而代之以“台湾回到祖国的怀抱，实现统一大业”的提法。自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至今，二十多年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和中国领导人邓老、叶剑英、胡耀邦、廖承志、江总书记都先后用不同的声音，呼吁国民党能依时顺势，负起历史责任，毅然和谈，达成国家统一、共同振兴中华之大业。
这一切陈立夫先生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他对中国大陆对统一祖国做出的不懈努力，很受感动。他觉得仿佛看到了两岸言和的曙光。于是他在一九八八年七月十四日，国民党召开的“第十一届中央评议委员会”上，联合三十四名“评议委员”，提出了“以中国文化统一中国，建立共信；以投资共同实行国父实业计划，建立自信，并以争取大陆民心，以利和平统一”的提案。提案明确指出“中国之统一为台湾海峡两岸及海外全体同胞之共同愿望”，提出了“以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统一中国，建立共信”。提案在台湾引起震动，不少民众和爱国人士纷纷响应。然而台湾当局却无动于衷。《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认为该提案是“顺应两岸人民强烈要求和平统一，振兴中华历史cháo流的……这种谋求祖国统一的积极态度令人感佩。”台湾《新新闻》发表题为《反共老人要做联共先锋？》一文。文中称这位公众形象是常年满口孔孟，“道贯高中”中华文化教材的八十九岁反共守旧老人，一下又跃居为“和平统一”的急先锋，激进的程度真让国民党以开明自居的当权晚辈们瞠目结舌。
国民党“十三大”后不久次会见台湾“中国统一联盟”代表时，陈立夫慷慨陈词，他认为，海峡两岸若通过合作而达到中国统一，中国必将壮大起来，在世界上发挥无比的影响力。这位八十九岁高龄的老人感慨万千，他真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中国的统一。
一九九二年，在接见大陆首批访台记者时，他说“若为了国家统一，只要两岸人民需要我，我就会去大陆，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国家强盛，人民安乐。”
一九九四年陈立夫曾赠送亲笔书法给前大陆海协会会长汪道涵，内容是：“求统一不谈xiǎo节，为和平先天志成。”
一九九九年澳mén回归，陈立夫书写了“雪耻荣归”四个字送给澳mé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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