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古和周恩来、叶剑英参与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因此，他们被中央派遣去南京参与国共合作的谈判，并取得成功。博古在新四军组建初期也有功劳。
博古是**长江局成员，参与领导了武汉会战期间的抗日宣传。
博古回到延安后，领导创办了《解放日报》，这是中央机关报。
一九四六年四月八日由重庆飞延安，因飞机失事在山西兴县黑茶山遇难。一九零七年诞生，担任过中国**的临时政治局总负责人，担任过党中央的书记，长期在党中央担任领导工作。一九四六年四月八日与王若飞、邓发、叶ting等十多位同志和先生从重庆乘飞机返回延安，在西安停机加油时，被国民党特务在机上放了炸弹，飞行途中又遇雨雾，飞机mi失方向，在山西省兴县黑茶山爆炸，机上人员全部遇难，被党中央称为“四八烈士”，那时博古年仅三十九岁。
但是，要真实而完整地说清楚博古的历史，还是很困难的。因为他对于**所作的贡献，书刊与媒体介绍的甚少，如在中央苏区4四次反“围剿”，作为党的最高领导人，他上前线打仗，又作了这四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这重大的史实在今年学林出版社出版的《博古39岁的辉煌与悲壮》一书中才首次披lu。
一九三一年，博古二十三岁时，在上海任**青年团书记。这时党中央遭到破坏，在上海剩下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不足半数。这时党中央决定，周恩来赴中央苏区，王明赴莫斯科任**驻共产国际代表。党中央与共产国际远东局商量，在上海成立中央临时政治局，决定由博古、张闻天、卢福坦、李竹生、康生、陈云六人组成，博古、张闻天、卢福坦为常委，博古总负责。一九三一年十月十日，共产国际批准上述任命。博古担任这个职务是临危受命，服从分配，并且合法的。延安整风时，我们副刊部的同志曾向博古请问过这一情况。博古说，他当时曾再三提出他不是中央委员，负责党中央的工作，不合组织原则。他还提出自己太年轻，不懂军事，又不熟悉国情，担此重任不合适。但周恩来他们说，这是工作需要，只要共产国际同意就行。党的负责人原称书记，这时为什么称“总负责”呢？因为卢福坦曾想当书记，远东局不同意，而王明呢？想留着这个职务以后他担任。
“十月二十一日，中央苏区中央局致电临时中央”，“望派一位政治局委员，最好是工人同志来主持中央政fu工作”，“十月下旬临时中央致电苏区中央局，提出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fu由任主席”。这样，是博古负总责的临时中央，将安排到政fu的最高岗位。
一九三四年一月，在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上，博古当选中央委员，政治局的博古、周恩来、张闻天与项英四人未经中委选举，但五中全会政治局常委（有时也称书记）的名单是经共产国际批准并有所增减的，手续不完备，但合法。
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中，因盲目听从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的指挥，使红军伤亡惨重，被迫进行战略转移。这就是博古负总责的时期，这时期犯过路线错误。博古在党的七次代表大会检讨说：“我应向党所负的责任就在于执行了这个路线，而且在执行中把它发挥了，极端化了。”在一九三五年元月十五日至十七日召开的著名的遵义会议上，博古作了初步检讨，承认五次反“围剿”失败，撤出中央苏区，不能不开始长征。服从多数而错失其间，一九三三年冬福建省发生了抗日反蒋的事变，博古不赞成与福建合作，导致十九路军被镇压，第五次反围剿错失良机，他的错误是极其严重的。
博古负总责时犯过路线错误，但在任用干部上做过好事九三四年十二月以前，中央秘书长是由邓颖超担任的，她患肺结核辞职，十二月十八日后，改由邓*平接任，邓*平以此职务参加了遵义会议，一九三五年夏邓*平到部队，中央秘书长的职务改由刘英接任，这是许多相关的人都证实了的。其实，博古参加四次反“围剿”已经体会到发动农民进行游击战争的重要。他在总结四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时说：“在粉碎敌人四次‘围剿’中，游击战争的开展，非常不够，没有充分组织游击部队，有计划的配合红军作战。”当时我们如果“有一支像从前朱、máo、彭、黄的游击队伍，即你们的胜利，一定要比现在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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