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九年，抗日战争已进入了相持阶段。四月底，叶ting、邓子恢、赖传珠等从皖南军部出发渡江北上，到达四支队留守处所在地舒城县西蒋冲。叶ting等人一到西蒋冲就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中央关于四支队必须向敌后、向皖东发展的指示。会上高敬亭举手表示服从中央的决定。会后五月中旬，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成立，张云逸、赖传珠、邓子恢分别担任指挥、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叶、张、邓等人于五月二十二日东进八团驻地青龙厂。四支队主力除八团已东进敌后外，七、九团继续东进。
这时，高敬亭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命令正在东进途中的七团、九团停止东进――恰恰祸不单行，七团团长杨克志、政委曹yu福逃跑叛变，投靠国民党桂系顽军。
叶、张、邓等人在未报请中央同意的情况下一边发动部队展开批判“杨、曹叛逃事件”，一边决定将随后到达青龙厂的高敬亭拘押审讯，在部队中展开批判高敬亭的“反高斗争”。
六月二十一日致二十三日，在青龙厂附近的一个大树林里连续3天召开有近千名指战员参加的公审高敬亭大会，邓子恢主持大会决定对高处以死刑并报国共两党中央；六月二十四日，江北指挥部根据国民党政fu军委会所谓“奉委座电令，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枪刑照准”的电报将高敬亭处死，由叶ting带到江北的警卫班执行；高敬亭屈死青龙厂，年仅三十二岁。
中央发现了新四军在处理高敬亭问题上的失误，对此提出了批评。主要当事人叶ting、张云逸、邓子恢在事后都严肃检讨了自己的责任；叶ting在得知**中央曾有“对高采取过渡办法”的指示后心情十分沉重和后悔，一再说：“迟了迟了”张、邓二人在一次新四军军部会议上讨论到这一问题时，都主动承担了责任。
叶ting军长仅依据个别人的诬告，就以“违令”罪名将高敬亭拘捕。事后瞒过新四军实际领导人项英和延安的我党中央，直接向蒋介石请求处死高敬亭。蒋介石可能一生中再也没有象这次这样痛快地答应了：“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枪决刑照准。”事后，新四军领导人项英si下强烈地谴责了叶ting的行为，但为了大局，无论是新四军内部还是我党中央，都默认了叶军长杀害**功臣、**英雄的无法原谅的过失。可是这个事件却使新四军的正副军长之间形成了永远也无法磨灭的裂痕。
高敬亭的错杀与叶ting等人积极执行极“左”的“肃反”政策是分不开的；但是高敬亭在鄂豫皖根据地恰恰也是一个积极执行“肃反”政策的领导人，他的肃反，使他养成了“一言堂”的习惯，使鄂豫皖根据地造成很大的损失，由于他的个xing也直接致使他成为了下一个肃反的对象。
抗日战争期间，新四军军长叶ting和副军长（实为政治委员）项英之间，出现了严重的矛盾，虽经党中央以及máo主席、周恩来等人的多次调解，仍然没有完全解决。后来皖南事变悲剧的酿成，与新四军最高领导层的失和不无关系。
新四军的前身是项英、陈毅领导的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作为大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项英成为新成立的**中央东南分局和军委新四军军分会书记，同时兼任新四军唯一的副军长。在实行党委负责制的新四军军中，项英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和权威。而作为国共两党商定的新四军军长人选、非党军事干部叶ting四军里的地位则有些尴尬，无法参与党委的决策，他作出的决定没有大权独揽的项英的点头是无效的。这样，叶ting、项英二人的矛盾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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