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前面还只是理论上的分析，后面则近乎恳求。恳求那些抗拒度田的士大夫们暂时放下一己之私，为盛世的来临打下必须的基础。
当百姓连温饱都无法保证的时候，教化和礼义都是空中楼阁。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如果不是杨彪，而是另外一个人发表这样的文章，免不了被人反驳，甚至被扣上谀君的罪名，大批特批，批倒批臭。
可是杨彪底气十足，既有四世三公的底蕴，又有清白人家的传承，学问、道德、文章、政绩都是一等一的好。
敢站出来，理直气壮地指责他的人，还真找不到。
是以文章一发表，就引起了轰动。
士大夫们有人赞同，有人哀叹，反应不一。
但阻扰度田的人明显少了，消极怠工如魏陶辈也不见了，度田的进度肉眼可见的加快，各州刺史的监察工作也顺利了许多。
虽然背地里的阻扰不可能完全消息，但舆论上至少达成一致。
反抗朝廷是不畏强权，阻碍大同盛世的到来却是与整个儒门为敌，没有几个人敢光明正大的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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