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扎根基础才是大事 (1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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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年县目前是大唐最富裕的一个县。

        这一点从夏赋,秋税中就能看的出来。

        仅仅是晋昌坊跟曲江坊这两个坊市,就贡献了全县应收赋税的六成以上。

        其中以晋昌坊最多,缴纳赋税为六千九百八十五贯,东市次之,为四千七百五十二贯,再次者为曲江坊的四千六百五十五贯,再算上其余坊市,里坊,万年县收到的铜钱税赋就足足有两万三千六百余贯。

        大唐的税赋来源是租佣调,所谓租便是地租,一亩地租平均为两升,庸便是绢布,至于调这个东西在万年县是不存在的,因为万年县不允许百姓用每日三尺绢布来顶替徭役。

        万年县的土地实在是太少,所以租庸调的数量不多,尽管不多,还是超越了很多大唐州。

        根据永徽六年十一月秋税缴纳完毕之后,户部以粟米为基础价格换算出,永徽六年,大唐朝廷的总收入为四百八十一万贯。

        朝堂上,百官们自然是弹冠相庆,因为这个收益已经是大唐立国以来最高。

        云初虽然被皇帝称之为二百五,但是,在吏部清吏司衙门的考评中,再次被评为上上之选。

        满朝官员们都认为,云初在没有把百姓最后一件遮羞的底裤盘剥走的状况下,能获得如此收益,吏部给一个上上之选,实在是不足以彰显他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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