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市舶司衙门拥有独立的制定税收政策的权力。当然仅限于市舶贸易的税收之权。也就是说，张延龄可以制定海外贸易的税额收取的比例，可以制定管理海贸船只商行乃至番国来朝商贾的条例。只需奏请皇上批准，而无需通过其他人的同意。
最后一个极大的权力便是，市舶司将拥有一支水军。从团营之中调选一批水军，组成一卫六千五百人的水军。他们是用来维持市舶贸易的正常进行，开拓航道，保护贸易路线的。
市舶司何曾拥有这么大的权力？本来是个不被看重的偏门衙门，被张延龄这么一弄，顿时显得权势显赫了起来。
自然议论也是不少，但是人家一两银子不向朝廷要，全部自筹银两。造船养兵等等事务都不让朝廷出半点力，还有什么可说的？
不但如此，张延龄上缴近三十万亩田契给朝廷，发动勋戚之家退田归民的行动也是引发了朝野的震动。本来退田这种事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是勋贵们主动的，这帮人的德行谁人不知？但是张延龄却做到了。
相较于刘瑾之前的大张旗鼓的清屯收税，雷声大雨点小，最后一地鸡毛的改革而言，张延龄闷声不响，谈笑间便完成了这件事。
勋贵退田，这就好比敲响了警钟，让兼并之风盛行的大明朝的上上下下人等都感受到了极大的压力。黑幕一旦撕开了一道口子，光便透了进来。而且撕碎的是最厚重的那一片地方。
虽然未必便能形成多米诺骨牌效应，让众人都开始上缴田产。但起码从现在开始，再无官员勋臣和皇亲敢向朝廷讨要土地了。
种种事情，一桩又一桩，好似滚滚雷声在大明朝的天空轰鸣。所有人都感到了震惊，同时也意识到事情似乎正在朝着一个从未期待过的方向变化着。
百姓们议论纷纷，大明朝护国公的名字又一次成为了街头巷尾提及频率最好的名字。
在一片议论纷纷之中，张延龄却紧锣密鼓的准备着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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