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饱了,大家凑在一起说笑逗乐,感觉又回到了从前,比平常晚睡了近一个钟头,母亲怕费电,硬要我们早点儿熄灯上床。父亲离家后,为省电,我家所有的灯泡都换上十五瓦的,而以前都是一百瓦的。通常晚上只开厨房里的一盏灯泡,大家就靠这一个灯泡用来做饭,吃饭,哥姐三个写作业照明用,哥姐都很懂事,赶紧把作业写完,早早熄灯睡觉。
自打父亲离家后,我家除了要债的,很少有人来,从前一天往我家跑八趟的所谓亲朋都躲得远远的,就算撞上面了,也都装作不认识,跟路人般理都不理。就算最近的直系亲戚,像大爷和小叔一家人,也白搭,甚至连爷爷都懒得搭理我家,没人愿意帮助我家,唯有奶奶一个人没忘记我们,经常偷偷给我家点吃的用的。而母亲对这一切并未表现的多么沮丧难受,似乎早有心理准备一样,不断地对我们说,一个个不来,不理,倒落个清静,可以给咱省出工夫多做些事情哪。
父亲消失后,全家主要靠几亩地过活,地里的活主要靠母亲做,两个姐姐和哥哥抽空多少也帮着干点儿,而村里的亲戚没一个伸手帮忙的。想当年,父亲在家时,地里的活根本不用家人上手,乡亲们挣着就给干了,感觉父亲的威望比村支书厉害多了,当然乡亲们从父亲这里也捞到了钱物等很多好处。姐姐经常跟父亲开玩笑说,他比地主还厉害,父亲总是一笑了之。
然而光凭地里的庄稼换不了几个钱,根本供不起两个姐姐和哥哥上学,母亲不得不外出打零工挣钱。我们村到镇上仅一里来路,镇处在交通要道上,路边有好多饭店,母亲找到了一家做洗碗工,每天做五个钟,从下午六点干到晚上十一点,好在饭店管一顿晚饭,不过一顿饭而已,却把母亲乐得不行,可省她在家里吃的一顿饭不是。这样,母亲白天忙地里的活,晚上忙饭店里的活,而且活更累,每天先把我们的饭做好再去饭店,大姐很快看不下去了,硬要母亲教会她做饭,大姐很争气,一学就会,而且做的不比母亲差,我们都为姐姐感到欣慰,终于可以减轻一点儿母亲的负担。此时姐姐还不到十四岁呢,尚需要别人照顾的年纪,看来,穷人的孩子真的能早当家。
母亲身材瘦小,仅一米五五高,父亲离家后,不到半年,体重就由百斤骤减到七十来斤,母亲开玩笑说比吃任何减肥药都见效,母亲脸上的皱纹又深又密,肤色阴暗晦涩,看着跟个小老太似的,跟以前比简直判若两人,父亲见了恐怕都不敢认了。如此弱小的身躯咋撑得住那么繁重的劳动,小小的我就开始为母亲担忧起来。为见识一下母亲在饭店的劳动状况,我特意盯了母亲一次梢。
1990年“五一”节那天,天清气朗,我不等吃晚饭,就悄悄跟着母亲去了镇上她干活的那家饭店,母亲已在那儿干了好几天了。好在通往镇上的小路弯多树多容易躲避,一路未给母亲发现。
那家饭店位于公路北边,坐北朝南一排十间屋子,店外有一个很大的停车场,停满了三排足有五六十辆车,大小客货车都有;场内停不下,不少车干脆靠路边停着;场内一旦有车离开,马上就有车补充进来。生意异常火爆,这样,顾客用的餐具自然特多,从而加重了作为洗碗工母亲的劳动强度,我的心一下悬起来。
盯着像一片树叶穿梭于车辆间母亲那瘦小单薄的身影,我的脚步没了先前路上的轻盈,眨眼间,母亲进了饭店,一下晃过了我,我赶紧跟进,不等进门就给一股酒气饭香冲鼻扑面,我禁不住张大口享受着美味儿,好久没闻到馆子的味道了,父亲离家后,我家饭菜大都是缺少荤腥的淡饭糟食,经常一个月吃不了三两次肉,更别提酒香了,过年都没喝到甜酒。大姐背着母亲跟我们几个开玩笑说,我们家也开始吃斋饭了。
饭店内人声嘈杂乌烟瘴气,呲牙咧嘴咀嚼着喷吐着美食烟雾笑谈,一张张油光发亮的白脸红脸紫脸黑脸涨爆着满足的气息,大家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大吃大喝欢聚一堂。岂不知,这背后的供应链上凝结着多少辛劳辛酸辛苦,为了满足这一张张贪婪的大嘴巴,有人付出的太多太多。
母亲像一条小船被浊浪秽水给淹没,我更没得说,跳着高儿,都看不见母亲。我仗着人小目标不大,赶紧穿过饭店大堂直奔后面的厨房,刚溜进厨房,就发现了母亲,主要厨房人少的缘故,其实算起来并不少,三间屋大六七十平米的地儿,后厨十多个,大厨**个皆忙得热火朝天。大厨们戴着快够着屋顶高帽子,一字排列在灶前,掌勺舞铲,各显其能;后厨们更是大赶快上如流水线般源源不断地向大厨们供应着下锅的食料。整个厨房热气腾腾,叮叮当当,就像一个食品加工车间,别有一番热闹气氛。
母亲一转身就换上了一套行头。头戴比大厨矮了大半截儿的白帽子,换上了一身跟医生般的白大褂,与众不同的是戴了两幅包住半个小臂的胶皮手套,蹬着一双长及膝盖的黑水靴,这该是洗碗工的装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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