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启和崇祯年间，中国北方连年天灾，百姓啃树皮，吃草根，甚至出现人吃人惨剧，明廷财政也极度困难，不得不停止了对几个蒙古部落的粮食资助。
崇祯二年，民科军事专家两次上书请求开马市，以粮资助科尔沁部，遭到崇祯的拒绝，并且警告他“西夷市买货物，明是接应东夷，藉寇资盗，岂容听许？”、“西夷通奴，讥防紧要。奏内各夷市买布帛于东，明是接应，何以制奴？着该督抚严行禁止。”
民科军事专家却认为开了马市，卖粮给科尔沁部，科尔沁部就不会“诱奴入犯蓟辽”了。
崇祯皇帝并没有同意民科军事专家将国内好不容易运到宁锦前线的粮食卖给科尔沁人的----或许是默许了----结果，民科军事专家不待北京同意就把粮食卖给了科尔沁部。
可是马市开放后不久，就有人发现了问题，证据确凿的明确告诉民科军事专家，科尔沁部已经把粮食转卖给了国中乏粮的后金后，但民科军事专家依旧不停止卖粮的行为，以至于大明千辛万苦运到前线的军粮，成了后金进攻大明的物资保证。
如果说，这还算不上卖国的话，那至少是误国殃民吧！
崇祯皇帝查明的民科军事专家的第三项罪责是“谋款不战”，也就是私自和后金议和。
事实上，民科军事专家私下里跟后金议和也不是一回两回了，早在天启年间，他就背着明廷，自行派人去后金吊唁努尔哈赤，这就是所谓的“潜移喇嘛僧入城”，结果，被后金骗了一回又一回，还是不知道悔改，不但坐视朝鲜被攻击，而且还“擅杀大将”，为后金扫除了腹背之敌、心腹之患，这就很难解释其所作所为了；当然，民科军事专家未必是为了叛国，更像是在无法完成“五年复辽”的承诺后的孤注一掷，试图以“两国议和”的成功消弭了自身的责任，明显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欺君罔上。
“散遣援兵”这一罪名，其实要分两点来说，其一，民科军事专家虽然事先说后金可能会从蓟镇实现突破，却从兵力有限的蓟州抽调兵马加强锦州防务，并且还汰淘所谓的“弱兵”，结果不但使得蓟州防务空虚，而且还让被汰淘的“弱兵”愤恨，结果正是这些被汰淘的“弱兵”在后金攻打遵化时打开城门，导致了顺天巡抚王元雅不得不自杀殉国。
其二，明知道后金已经突破蓟州防御攻入长城以南了，却不派主力驰援，只派了一个非嫡系的赵率教送死，并且，第一批援军已经开到了，民科军事专家却让他们返回原地驻防，结果导致了被朝庭寄与厚望的蓟西防线竟不经一战便完全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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