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鼠在饿极的情况下是会咬人的，而长期干旱形成的饥民不但会掏找老鼠储存的粮食充饥，还会吃老鼠肉，躲避鼠疫出逃的百姓身上也有时会携带鼠疫病菌，因此多种因素的作用下，鼠疫便开始在北中国流行起来。
如陕西这边的榆林府和延安府，便留下了“崇祯十年大瘟，米脂城中死者枕藉；十三年，夏又大疫，十五年······大疫”的连续瘟疫记录。
如顺德府、河间府和大名府等在崇祯十三年也爆发了烈性传染病流行，三地府志随后留下了“瘟疫传染，人死八九”的可怕记录。
崇祯十四年（1641年），疫情进一步发展。
在大名、广平、顺德、真定等府，都出现了“春无雨，蝗蝻食麦尽，瘟疫大行，人死十之五六，岁大凶”的现象。
时任太常寺正卿、右佥都御史的左懋第在奉命出京督催漕运时，就曾在半道上向北京飞报称：“臣自静海抵临清，见人民饥死者三，疫死者三，为盗者四。米石银二十四两，人死取以食。惟圣明垂念。”
崇祯十四年（1641年）七月，疫疾从河北地区传染至北京，病名叫“疙瘩脖，于是便出现了“夏秋大疫，人偶生一赘肉隆起，数刻立死，谓之疙瘩瘟，都人患此者十四五。至春间又有呕血者，或一家数人并死”的恐怖场景。
到了崇祯十五年，天津也开始爆发大鼠疫，“有朝染夕死者，日每不下数百人”，以至于顺和店河西务支店、塘沽支店，祥福瑞塘沽支店都有大量人员死亡，谛听在华北的组织也在瘟疫的袭击下处在了瓦解的边缘。
鼠疫的散播是如此的广泛，而福王府又是从山东、河北等地照收了大量的流民，其中必然又鼠疫病菌的携带者，再加上崇祯十四年安东境内出现过数万只老鼠衔尾泅渡黄河的恐怖景象，因此鼠疫在云梯关集中爆发出来也是很正常的事。
朱由崧听罢皱了皱眉头：“爆发鼠疫的营地有几处？”
为什么朱由崧的话听起来多少有些处变不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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