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年五月，大顺军西撤以后，山东、河北等地的大顺地方政权被明朝官绅颠覆；清军占领了北京附近地区，但由于多尔衮强制推行剃头、圈地等政策，京师附近的居民惶惧不宁，许多地方揭竿而起反对清朝的统治。
譬如三河县、昌平州、良乡、宛平、大兴、霸州、东安、武清、漷县、天津等地就出现了“盗贼千百成群”，以至“辇毂近地，几同化外”的景象，甚至连京师所用的西山煤炭也因为道路阻隔无法运入城内。
此时，京师内外百姓流言四起，盛传清军将有屠民之举。
多尔衮等清廷统治者为此一再辟谣，安定民心，同时派兵遣将进行扫荡，“辇毂之下，盗贼窃发，及至捕获，少长尽置于法”，连“老稚不能弯弓操刃者”也滥加屠戮。
在这种情况下，清廷需要一段稳定自己在京畿地区的统治和养兵蓄锐的时间，所以迟迟未能向畿南、山东和豫东方向，派出征讨大军。
但史可法集结许定国、刘洪起、刘洪礼、周道玄、徐良臣、张孟习、孙学礼、房文雨等山东、豫东等部北伐的行动很不顺利，各地军阀并不愿意脱离现有地盘北上与顺军或清军拼命，再加上史可法也是一个无能之辈，因此迟迟不能整合各军，最终虽然在朱由崧的“十二道金牌”催逼之下，终于率领徐良臣、张孟习、孙学礼三部万余拼凑之师，北上收复了济宁和兖州，但接下来就止步不前，只是名义上恢复了对山东及畿南部分地区的控制。
为了给史可法施加压力，朱由崧接受刘孔昭的提议，任命贵州思南府人田仰为河南总督，驻节开封，为史可法西面屏障，并为史军筹集粮草。
田仰此人虽然贪鄙，但能力还是有的，在他的努力下，许定国部很快全师从睢州移动到了曹州城驻防、陈州刘洪起所部也移动到了开州城驻防、刘洪起的堂弟刘洪礼也提兵进驻了濮州城，再加上进驻东平州的张有才部，据守泰安州的杨逢春部，明军勉勉强强在山东、畿南也有了3~4万兵马，似乎有了继续反攻的能力。
可在这个时候，刘宗周却提出了联虏制寇的主张，由于刘宗周的影响力，这个主张很快就成了南京城内的主流舆论----东厂控制下的诸多小报虽然也为之针锋相对，但东林-复社集团对上层人士的影响力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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