嚼完很咸的饭菜，喝了整整一壶开水，我打开VPN，手机的p里跳出梅儿的几句德语讯息：“隔离酒店有蟑螂吗？怎麽，你居然没清空p这类APP？还用VPN翻过万里长城看我的讯息？公安还没来抓你？”
我哈哈大笑，笑得眼泪流出来。我能想到梅儿说笑时滑稽的脸，用假装呆呆的表情逗我，她的嘴好大，笑起来夸张又好玩。她是我的开心果。
开玩笑时，我嘲笑她是krümelmonster，“芝麻街”里那只蓝sE的大嘴怪，啃饼g时弄得到处都是屑屑。她反击我的脸又圆又宽，像满月，所以即使如今我们不再是同学，每月也至少必见一回。我诋毁她的三角眼长得像RichardGere，简直就是nV版Gere，她笑得前仰後合。
我盯着卫浴的玻璃墙，几分钟过去後自己脸上还挂着笑，这表情似乎恢复不了，笑容挂得脸都僵了。我好像变得很奇怪，现在只是过了一晚，只是正式隔离的第一天晚上，还有十三天，我就开始情绪化。不对，奇怪的是这堵玻璃墙吧，谁那麽无耻，互相要观摩洗澡拉屎！哦......
“隔离酒店不单有蟑螂，被单里还有好多前人的毛发，十分的有人气，所以不必担心。公安可能正过来，万一我三长两短，别忘了，就像我们说好的，如果三个月杳无音讯，你就来中国找我。”我点击发送，但发不出去。重试好多次才似乎成功，但梅儿显然没读，不然她回复一向很快。
我忽然有种窒息感，就像感染Omi後的几天。居家隔离时症状很轻，根本没当回事。当我以为痊愈，下班後到平时训练的拳击俱乐部，和同伴sparring时居然晕倒。因为供氧不足，还好不一会儿就恢复了意识，也没造成什麽後遗症。我放下手机，开始用新学的呼x1法调整呼x1。
柏林，十五年前，梅儿和我成了大学同学，一起念书七年至毕业。我都已经快忘了，梅儿的本名叫克里斯蒂娜。她说她的母亲给了她一个无聊的名字，与她有趣的灵魂一点都不合。所以她从一开始就让同学用她的笔名称呼她。梅儿刚入学时已是一份知名政论杂志的记者，常写针砭时弊的尖鋭时评。她的笔名叫“梅尔扎”，最後大家都叫她梅儿。她是我第一个德国朋友，也是我一直感激的恩人。
我们的专业需要深入学习执政T系，当然也就会有许多与政策相关的话题和课题，这让我从一开始就成了个异类。况且，同学年只我一人来自中国。大多中国学生在国内大学毕业後，选择中德院校合办的两年制Master，不会选我选的老学制。合办的Master是捷径，毕业快、双硕士、容易念，且说英语就行，不用学德语。而我仅仅因为叛逆，受不了曾经的国内大学，没毕业就跑了出来。
入学後的第二学期，北京当时要开夏季奥运会。那次和这次北京冬奥会一样，都激起了铺天盖地的政论话题，各种人权NGO、藏人、维吾尔人对中国政府的反对声。我的学院有个西藏学姐，听说她父母都曾是逃难到德国的政治难民。她组织一批藏人，每周在柏林的中国大使馆前拿着雪山狮子旗抗议。她也会在课余时，在我们学院的咖啡厅里聊天，讲述藏人所受的压迫。德国同学也对藏族文化充满兴趣。
我对她家的遭遇一点都不了解，也从没认识过一个藏人，但当时却对她有一种莫名的厌恶，甚至是不知从何而来的仇恨。我第一次见雪山狮子旗，对此十分不屑，心想西藏cHa的应该是我们的五星红旗，这简直叛乱！
一天午休时我到了咖啡厅，站在与她聊天的同学後面。她的德语可真好，但我只觉她所说的全是谎言。居心叵测，就像那些借着奥运趁机诋毁我祖国的人，是政治投机主义者，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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