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苏轼给官家上课，教授诗文一类的雅趣。
程颐的责任就重大了许多，他不仅仅要将官家的性格塑造成持重老成的夫子性格，还要对官家接触新党思潮严防死守。可以说，官家是在程颐的眼皮子底下，被监视着成长起来的倒霉皇帝。他要是普通人，也就罢了，性子弱一点的很可能被程颐得逞了。
可是赵煦是皇帝啊！
他是一言九鼎，富有四海的皇帝，被如此压抑的成长，等到成年之后能不反叛？
旧党以为妥了。
而王安石为了变法，甚至说出了——祖宗之法皆可废。能说出这等大逆不道的话，旧党认为官家以后自然会避变法派为蛇蝎一样厌恶。
如今旧党最大的乐趣就是打压变法派大佬，将其一个个都发配来发配去，反正不能让他们闲着。
苏轼的情况很微妙，他不是变法派，更不是守旧派。按理来说，他应该是骑墙派。正好夹在两拨人中间骑在墙头上，俯瞰底下两拨人你来我往，打的好不热闹。可苏轼毕竟是苏轼，他骑在墙头不说话也就没人会注意到他。可偏偏他总是看不顺眼，不仅看不顺眼，还长了一张损人不留情面的嘴。
骂完了新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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