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要缴纳商税，缴纳的还是十税一的超高税率，这是一个很不好的信号，至少对那些商人和经营买卖的士族来说是个很坏的信号。
皇帝自己收自己的税无疑就是在告诉世人大唐要开征其他商税了！
古代的商税一般分为市税、关税、山泽税和杂税，隋唐时期国家大一统，关税也就取消了，为了休养民力，山泽税和各项杂税也基本上不收了，原本实行这样商业税收的出发点是好的，可渐渐地被世家门阀所利用，成了他们避税牟利的工具，而朝廷却因为税收来源单一，依靠纯粹的农税无法调节市场供给，失去了对物价的调控能力，这也是世家手下的几大粮商可以任意操作粮价的原因。
李元喆清楚商税的重要性，后世的经验告诉他，只靠农税和人头税这些税收没有办法富国富民，更没有办法促进产业的升级和技术的进步，自然地也就想要规范商业税收。
世家人和那些大商人就是靠着超低的税收来牟利的，朝廷要是开征其他种类的商税无异于在他们身上割肉，特别是关税这一项。
世家大族和一些实力雄厚的大商人基本上垄断了大唐的对外贸易，朝廷虽然在边境地区设立了专门的榷场来管控进出口贸易，但效果很差，世家人和大商家通过复杂的关系网和经营多年的渠道能够轻易的绕过朝廷的监督，把货物走私到其他国家。
国内就更不必说了，官商勾结几乎是不加掩饰的进行着，把本就不多的市税和征税部门弄得形同虚设。
因此朝廷每年收到的商税都少的可怜，绝大多数的匿税都进入了私人的口袋。
世家人和大商家赚的盆满钵满，当然不愿意舍弃到手的利润。
李元喆也舍不得丰厚的商税，但他并不着急，大唐的商业规模还不算大，没有到收割的时候，他仅仅是想释放出一个讯号，让世家人紧张一下，顺便看看民间对税收变化的反应，好做到心里有数。
不出所料，朝廷各部门还没有复工，李渊和李元喆就收到了不少上书，奏折里大讲增税的坏处，劝谏皇帝大唐需要休养生息，皇帝要爱惜民力等等。
内容未完，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