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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数这一年的时间所发生的事情，大唐说得上是风平浪静。
经济上，国库的税收进一步增加，天帝三年的国库收入超过了六百八十万贯，其中现金结余一百五十余万贯，比上年增长了不少，主要是因为跑倭国的船队一次性就给市舶司缴纳了三十余万贯的税款，西北和东北的两个榷场也因为开放了盐铁贸易而增加了不少税款，这还是在市舶司和榷场的税收从大唐皇家商行手里过了一道手，有三分一的税款抵还了皇帝的借款的原因，否则国库的收入会超过七百万贯。
得益于红薯的丰收，国库结余的粮食一下子就突破了一百万担的大关，对于这次粮食的储备增加，朝廷上下既忧且喜，喜的是朝廷终于有能力从商人手中收回粮食的定价权了，结合盐铁茶酒的专卖制度，朝廷借此拥有了调控民生物资价格的能力，可以让百姓以很低的成本保证基础的生活，可谓是大功一件。
但也是因为各地的粮仓里囤积了大量的红薯干、红薯淀粉和粉条之类的东西，朝廷也因为借了皇帝大量现金，不得不给大唐皇家商行各种特权来换取皇帝的支持，导致朝廷不得不依靠大唐皇家商行遍及大唐的营销网络进行商品的销售和采购，让大唐皇家商行在短短的时间内就成为了一个巨无霸，经过皇家商行分销和采购国库的物资只是一个方面，而皇家商行又是大唐盐铁、布匹、瓷器、玻璃制品、农具、皮毛、茶叶和酒水等商品的最大生产商，相当于朝廷又拱手把到手的商品定价权拱手交给了皇帝。
这样一来，皇帝不仅掌握绝对的军事力量，还掌握了大唐的经济命脉，使得皇帝有了绝对的权利。
朝廷百官很清楚，皇帝平时只管大方向上的事情，不会插手具体的执行过程，但谁又能保证皇帝不会哪天脑袋一抽做出些出格的事情来？
大唐皇家商行尽管是皇帝的产业，可说到底还是一家商业机构，一个商业机构长期行使一些朝廷应有的权利，最后会引发什么后果谁都不敢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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