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一年五月苏联与埃及签订《苏埃友好合作条约》，向其提供五十亿美元的经济、军事援助，派遣军事专家顾问达一万八千多人。当然苏埃友好合作条约也拥有所有友好合作条约中必有这么一句话：缔约双方的任何一方遭到威胁，双方立即协商，以消除威胁并采取一定措施保障两国的和平与安全。同年八月，苏联与印度缔结《苏印友好合作条约》之后不到两个月，印度即入侵巴基斯坦，并占领了东巴基斯坦，在这一过程中苏联向印度提供了大量的武器装备：一九七八年十一月，苏联与越南签订《苏越友好合作条约》，越南比之印度还要心急，缔约后不到一个月，越南便入侵束埔寨，而越南的十万大军的指挥者就是苏联的军事顾问。而在整个七十年代，像这样带结盟性质的友好合作条约，共有十多个第三世界国家与苏联签订。
除了建立条约网，控制渗透签订国和地区之外，利用代理人进行战争是苏联另一个主要干涉与扩张手段，而古巴军队在这阶段成了苏联的金牌打手。一九七五年，苏联通过古巴军队对安哥拉内战进行了大规模的武装干涉，把近两万人的古巴军队和大批武器装备运入安哥拉。苏联自己的军事人员包括飞机和坦克驾驶员、军事顾问等也直接参与了军事行动。一九七七至一九七八年，苏联又利用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在欧加登地区的武装冲突，在非洲之角实行大规模的军事卷入，向埃塞俄比亚运送了一万七千多名古巴军人和大批军火，苏联军官还指挥了古巴和埃塞俄比亚军队的联合军事行动。与此同时，苏联还利用古巴军队插手扎伊尔和民主也门的内政。
此外，在七十年代后半期，苏联还普遍加强了对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尤其是军事援助。一九七零至一九七四年苏联对第三世界的军事援助为一百四十亿美元，一九七五至一九ˉ七九年猛增到三百亿美元。通过上述手段，许多第三世界国家被苏联直接或间接的控制着，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无一不是亲苏派。
在扶植起一批亲苏政权之余，苏联还在大西洋和印度洋沿岸、地中海、红海、南亚和东南亚等许多具有战略意义的地区获得了一批机场和港口的使用权，在越南、古巴、阿富汗更是建立了海外军事基地。苏联进攻战略的目标之一就是打击、削弱、排挤并力图压倒它的主要对手美国，而它在七十年代的海外扩张在一定程度上削弱美国在全球的势力和影响，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
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并顺从官僚们的要求，废除了苏共中央委员会和党委会每次改选必须更换三分之一成员的做法，批评赫鲁晓夫的干部轮换制“对干部本人是不公正的”，并保证要使干部得到尊重（叶利钦：《叶利钦自传勃列日涅夫上台后的第一年，地方党委书记只更换了百分之九，十四个加盟共和国书记只更换了两个。从苏共二十三大到二十六大，苏共中央委员会实际连任率达到百分之九十。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拉希多夫在乌孜别克斯坦担任了二十年党的第一书记，库纳耶夫在哈萨克斯坦也当了二十多年第一书记格里申于一九六七年担任莫斯科市委书记，戈尔巴乔夫时代才被换下来乌克兰党中央第一书记谢尔比茨基则在这个岗位上千了十七年，直到退休。
这种干部队伍超常规的“稳定”，一方面造成了高层机关长期无法输入新鲜血液，造成这些机关陷入“严重的停滞”，成为一潭死水，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老人政治”局面：另一方面，这些高层官员长期担任这些地区的”封疆大吏”，都按照对自己忠实程度提拔亲信，排斥异己，逐渐形成了盘根错节的帮派势力。例如前面提到的拉希多夫在乌7女别克斯坦执政二十多年，该共和国的党、政、经和政法部门全部都是他的亲信，仅在乌孜别克斯坦共产党中央机关，他的亲属就达十四人之多。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基层干部，及工业企业、工地、集体农庄、国营农场的领导干部更换过于频繁，朝令夕改，造成严重局面。由此可见，勃列日涅夫的“稳定”政策，是只针对高级官员的“稳定”，目的在于保证高级官僚的既得利益。
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发誓要“保证对干部的尊重”，因而立即恢复了被赫鲁晓夫废除的全部干部特权，并且享受特权的干部范围有所扩大，特权种类日益增多。特权制度又被称为”干部名册”制度，它把上层人物与苏联普通公民化分开来，引起了普通苏联公民的强烈不满。不仅如此，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官僚们还纷纷效仿勃列日涅夫本人，兴建专供自己享用的“狩猎小屋”和上层圈子聚会的放荡私人会所。这些被称做“小屋”的私人别墅往往象宫殿一样富丽堂皇，带有花园、室内游泳池和其他设施。
在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社会贪污、腐败和特权达到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勃列日涅夫本人生活非常奢侈，他在扎维多沃的“小屋”花费了数百万卢布的国防开支，并且在莫斯科郊外至少还有六栋别墅。阿塞拜疆共和国第一书记阿利耶夫曾赠送给勃列日涅夫一枚硕大的钻石戒指，勃列日涅夫爱不释手，常常在几百万电视观众面前堂而皇之地摆弄这枚心爱的戒指。
作为一个父亲，勃烈日涅夫有强烈的“舔犊之情”，对自己的子女非常“宽厚”。虽然他也常常斥责他风流纵欲的女儿和一心敛聚钱财的儿子，说他们给他丢脸，但这并不妨碍勃烈日涅夫动用公款为他的女儿与儿子修建别墅。甚至连其甘当乌龟、不学无术、贪婪无比的的女婿邱尔巴诺夫也因为得到了勃烈日涅夫的庇佑而扶摇直上，当上了苏联内务部第一副部长和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邱尔巴诺夫贪污了多达二十亿卢布的公款，在勃烈日涅夫死后才被押上被告席。
一九八零年，克格勃副主席谢苗.库兹米奇.茨维贡将军在安德罗波夫布置下，领导一次反腐化调查时无意中从勃烈日涅夫的女儿加琳娜，邱尔巴诺娃的情人布里亚季亚家中搜查出一大批钻石等贵重物品，布里亚季亚供认钻石是属于加琳娜的，顿时弄的满城风雨。这时，一贯以所谓“正统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家”自居的苏斯洛夫不顾重病在身，亲自来掩盖勃烈日涅夫家族的丑闻。苏斯洛夫狠狠教训了茨维贡，并不许其逮捕布里亚季亚。茨维贡将军处于是忠于勃烈日涅夫家族还是忠于职守的矛盾中，一九八一年一月十九日，他以开枪自杀的方式求得了解脱。
由于勃烈日涅夫的权力不是建立在群众拥护基础上的，而是建立在他欣赏、提拔的亲信们的“团结”和“稳定”基础上的。因此，对于他的亲信，无论有多么腐败、多么无能、多么遭人憎恨，勃烈日涅夫都奉行着“保护干部”的方针予以庇护。“理论家”苏斯洛夫给勃烈日涅夫找到了一条”理论基础”：“干部的稳定，这是胜利的保障。”勃烈日涅夫时刻奉守这一准则，时刻注意“保护干部”。例如，克拉斯诺达尔斯克边疆区第一书记麦都诺夫滥用职权，他治理下的地区贿赂威风，腐败盛行。当克格勃首脑安德罗波夫建议将麦都诺夫撤职查办并交送法庭时，勃列日涅夫却连连摇头说：“不能这么办。他是一个大的党组织的领导人。人们信任他，跟他走，而现在我们要把他送上法庭？再说，他那个区里的事情还进行得不坏嘛。我们换一个不诚实的人会把这个区的事搞坏的，先把他调到别的地方去，看看他怎么样再说吧。”乌孜别克斯坦党的第一书记拉希多夫长期敛聚财富、将该共和国的棉花收入据为己有，将整个共和国党组织变威自己的“家天下”，为此，苏共中央收到了数以万计的举报信，而勃烈日涅夫却把这些信件送还拉希多夫，并且先后授予拉希多夫多达十二枚的勋章，以表彰他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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