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皇帝将处断国事的权力一分为三，分别掌握在司礼监、内阁和六科给事中手中。这三方呈鼎足之势，大明天子的封建权利便稳如泰山。陈凯向李定国要到了黄钺，内阁才同时拥有了票拟和批红这两项大权，若是由战时内阁决议六科给事中改由咨议局推举的话，那么面对皇权的便不再只是一群皇帝的秘书，而是三权合一的官僚集权！
那是比受历朝皇帝所忌惮的相权还要可怕的存在，果不其然，就在他被此刻的胸中所想震惊得几乎难以呼吸之际，陈凯接下来的话更是印证了他的方才所想。
“《易经》有云：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我等既被时人称之为是当世贤臣，自然要致君尧舜上。”
赤裸裸的将约束皇权的乱臣贼子之行径与儒家经典联系在一起，陈凯说得心安理得，甚至就连此前还犹豫不决的钱谦益亦是涌出了一种理所当然之感。这才是真正的儒家，确切的说是亚圣孟子的儒家。从“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到“君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再到“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孟子的思想和言论令一千多年后的明太祖都惊惧万分，直言“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耶！”
孟子的民本思想与封建皇权的予取予求之间本就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是故当时已经成为了封建皇权最大既得利益者的朱元章自然要将孟子请出文庙。
奈何，儒家士大夫阶层借星象一说表示了反对的态度，朱元章也只得又将孟子重新请了回去。他们反对的仅仅是一个古人在文庙中的位置吗，显然不是，他们维护的是孟子的民本思想，维护的是儒家思想在明王朝的地位。
民权与皇权之间的斗争这一千多年来从未停止过，无非是作为封建时代“民”的代表——儒家士人阶层所具象化的“绅”比一般的老百姓可以从斗争中更早，也更多的获得利益。这在任何时代其实都是再正常不过的，就像是人生而平等，可总会有些人比其他人更平等。
钱谦益原本以为战时内阁是文官、藩镇们借永历弃国的机会窃取皇帝手中的批红权，以谋求内阁在朝政上更大的话语权。哪想到陈凯竟志不止于此，这个家伙显然是要将“周召共和”在大明彻底制度化，是要一步到位的将大明天子彻底虚化为“大明寺”中供奉的泥胎木偶！
“真是个逆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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